古人群遗传变异与后代群体关系

CGM 第84期:当古人与现代人相遇:适应性基因渗入与有害突变对研究方法的影响

古人类留下的遗传片段,是否一定因为有利才被保留?报告讨论隐性有害变异如何模拟适应性渗入信号,以及这对人群演化研究方法的影响。
章心珺

UC Davis分子人类学博士(导师David Glenn Smith),2019年至今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群体遗传学方向博士后(Co-advised by Kirk Lohmueller and Emilia Huerta-Sanchez)。

自现代人走出非洲以来,我们的祖先与包括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在内的古人类有过数次相遇,并且这些远古时代的人群交流在我们的基因组上留下了诸多印迹。虽然绝大多数通过基因渗入进入我们基因库的遗传变化是有害的,在某些现代人群中,少部分来自古人的基因突变对我们适应特定环境有不同程度的帮助。而另一方面,有近期研究表明一些与适应性无关的群体遗传学机制也可以产生类似适应性基因渗入(adaptiveintrogression)的特征。究竟这类与隐形有害突变有关的模仿机制是否会对现有研究方法产生影响?影响程度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有哪些人群对环境的适应得益于古人?我们能不能依然相信先前发现的适应性渗入位点是真实可靠的?本次报告将介绍我近期的一篇preprint对于以上问题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Xinjun Zhang, Bernard Kim, Kirk E Lohmueller, Emilia Huerta-Sánchez. The Impact of Recessive Deleterious Variation on Signals of Adaptive Introgression in Human Populations. Genetics. 2020;215(3):799-812. DOI: 10.1534/genetics.120.30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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